而此心实为人性所固有。

(27)牟宗三：《圆善论》，第150页。复此，进行与海德格尔的对话，人的生命存在不能脱离既有的情境，吾人也正是在每一个被给予的天生命限中，在海德格尔所说的过去性的境遇感(Befindlichkeit)之中，抉择本真，才能进一步对于未来有所理解(Verstehen)，而在现在运用言说(Rede)进行诠释与实践。

更何况此一知其不可而为之者的奋斗精神，可以激起一股希望，在局限的命格之外，可以以不可知的方式将其存在意义延续下去。阳货、公山弗扰皆欲攀孔子出仕，而孔子终不出……前后出处有转变，此乃孔子由不惑转进到知天命。孔子对于在兹乎的天命具有充分的自觉。(16) 在义命对扬的观点之中，无适也，无莫也是就命之遭遇而言，君子对于天下之事，只要合于道义的便跟从而行之，义之与比，用义理来贞定吉凶，而不是定命论之中一定这样行是吉，或是一定不可以这样是凶。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⑦《论语·宪问》。

然而，天道性命的道德的形上学涵义是知命与知天命的内涵，此处的命是性体的创生性。孔子曾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孟子对与天的内部联系渠道的理解伴随的是对自我的二元式理解。

这似乎就是那些有轴心时代突破的其他古代文明地区所经历的。在这两种秩序得以联合的形式中，天子既通过他的礼仪表现也通过他的道德素质使得人类秩序与宇宙规律保持协调，从而发挥其宇宙核心作用。一旦一个人成为宇宙的行动者，他就获得了天民或天吏的称号。因为对天和祖先的王家祭祀活动在传统的礼仪秩序里处于核心，因此，人们可以推测宇宙论神话在孔子思想中仍然有一定地位。

最清晰地体现这一点的是《论语》中终极道德理想，如仁和圣的特质。《月令》中展现的宇宙王权理想点出的是轴心时代思想中与更远古的商晚期和周早期思想中一致的部分。

一方面，心被人视为内在的道德意识的源泉。正是在《论语》的道德思想中这种内化维度的存在，道不再被理解为是从外在来转化一个人的。简言之，天子被证明是商代宇宙王权一个制度化的变量而不是一个断裂。① 没有达到这一道德要求的统治者也不再是统治者，因而也是可以被替换的。

因此，与这两种秩序理论相伴随的是两种依据天人合一说而呈现分化的世界观。指导了明堂修建的南北轴线的核心理念能够追溯到商文化，甚至更早期的文化中。在《月令》所描绘的部分中，明堂是作为突出宇宙王权而存在的关键制度。一方面，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

一方面，根据天命学说，天子制度并没有与周王室血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理论上天子乃有德者居之。更进一步地说，礼体现着单纯确保外部行为适宜得体的规范伦理。

我在这篇文章中想要探讨两个特定的问题：第一，这个突破之开端的时间定位问题。因此，人类秩序与宇宙秩序是通过外在的与实体的这两条途径联系在一起的。

《论语》中与周代早期的道德和政治思想的巨大差别在孟子的思想中更加鲜明，产生的也是一种更加浓厚的批判精神。正如学者们反复点出的，礼最初可能是起源于作为宗教仪式的法则，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它开始包含规范社会行为的准则。这就是宇宙王权被阐释得最详细的地方。因此它以如下内容开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在孔子对这一概念的不计其数的谈话中，仁总是与某一些特定德行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合宜的道德－仪式准则，礼着意于规范上层人士的行为举止，无所不至。

更重要的是，在西周的发展历程中德开始与作为准则的礼等同起来。孔子的性格是其道德理想具象的普世化，因此，在古典思想中象征着突破宇宙王权理念上的新发展。

同样重要的是，《中庸》和《大学》都坚信归于性之转化的自身道德—精神的培养是政治秩序的关键。这种伦理较为缺乏反映精神激励或心灵罪恶感的内化层面。

那么，礼的典章是否承载了针对早期文明核心制度的批判精神？就亲缘制度和祖先崇拜仍然处于礼之核心来说，这种批判精神的确是缺乏的。虽然在《月令》篇中没有出现但是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占据了首要地位的二元论式的阴阳象征主义可以追溯到周早期，那时宇宙论神话已经在天命说形式中成熟了。

所有这些例子都揭示出位于《月令》中相关性宇宙论里的宇宙王权说属于可以追溯到商朝宇宙论神话的一条持续发展的思想谱系，在此之上生长细化。因为天子制度的居位者是可变的，而制度本身是稳定的而且被认为是镶嵌于宇宙秩序之中的。因此，依我看来，轴心时代突破的特点并不仅仅是对于那一差别的感知，而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另一方面，与圣一样，仁也是孔子自身都不敢说完全实现了的。

在《荀子》（公元前３世纪）中，虽然表达形式不同，但人们能看到类似的发展。如果一个人允许大体占据他的自我，他就会成为孟子所说的大人、君子。

这一二元式的秩序理念在德与位、道与势之类的划分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而这些都在《孟子》这一文本中出现了。在商朝对帝或上帝的崇拜当中，这位高高在上的神与王室祖先神灵的关系往往刻画得并不清楚而且易变。

简言之，孔子在《论语》中就像是一个与天有特殊的良好关系的君子典范，而这之前是只有天子才能拥有的。荀子对天人之分的强调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他从社会功用而不是从所谓的超自然的起源而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形成所做的解释。

不奇怪的是，在《中庸》里，就像在《孟子》中，孔子是作为典范式的君子出现的，是配天的圣人，因此，他也像创立周王朝的那些圣王一样受人崇拜。在《月令》篇章中看得更清楚，里面论述由天子及其随从在一年的１２个月里在明堂履行需完成的礼仪责任。这一道德内在化的意识不能被过度强调，以至于忽视对礼外在服从的重要性。这一世界观把孔子与天的特殊个人联系的经验普遍化，这可从孟子对心的极度重视中看得更清楚。

这一以突破宇宙王权为导向的发展比在《论语》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然而，倾向于用宇宙论式的术语理解人及其道德成就在荀子的文本中大量存在。

这正是我希望接下来在这篇文章中阐明的。这清楚地显示出，君子接受天命作为己性，自身已经成为了真理和意义的源头。

这几乎就是对宇宙论神话的全盘否定，而这一点在孟子那里看不到。它揭示了不同于礼之规范伦理的新伦理，这一新伦理的核心是一种世界已纲序失常的疏离意识。